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李正东 马晓霖 编辑 肖暖暖
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6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举行新任总理投票，联盟党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在首轮投票中意外失利，仅获得310票，距当选所需的316票仍差6票。
尽管联盟党与社民党预计会掌握328席，却有约18名原本预计支持者改投反对票。当天下午，德国联邦议院举行第二轮投票，默茨最终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正式当选为新一任德国总理。
弗里德里希·默茨。图源：央视新闻
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联盟党同社民党5日在首都柏林正式签署联合执政协议。
首轮投票的失败再次暴露出联合执政协议的内部深层分歧，这份协议本质上是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三方在经济、社会与安全等诸多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由此可见，新的联邦政府在政策协调方面将面临难以回避的重大考验，六大深层矛盾不可忽视。
财政扩张与减税承诺之间的根本矛盾
德国新政府在提振经济的同时，面临严峻的财政两难。
一方面，执政联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高达5000亿欧元用于交通、数字化、绿色能源、医疗与教育等基础设施的系统性投资。另一方面，又承诺从2028年起逐步减免企业税、降低电力税至“欧洲最低水平”，并削减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这样的“扩张性支出+减税”组合，极大挑战财政平衡，尤其在养老金制度已陷入巨额亏空、老龄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公共支出缺口不断扩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政府不得不考虑修改《基本法》，放弃德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债务刹车机制，这也将改变德国几十年的财政保守主义原则，增加未来国家的债务风险。根据相关预测，德国财政赤字将从2024年的2.6%上升至2027年的4.5%，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持续攀升，企业界和市场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产业转型压力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
德国传统支柱产业如汽车和机械制造，正处于电动化、数字化加速转型的关键期。然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推高了工业用能成本，令本就处于全球竞争压力下的德国制造业面临更大困境。
政府虽承诺以工业电价补贴、取消燃气储存费用等方式为企业减压，并支持常规天然气开采，但这与气候中立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绿色能源投资周期长、回报慢，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传统能源。同时，为维持竞争力所需的技术与结构调整需要企业加大投入，但高能耗与高工资环境却可能加速制造业外流，令德国陷入“去工业化”风险。
图源：央视新闻
与此同时，德国还必须应对特朗普时代激化的对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深远冲击。美国对德国汽车及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重创德国以出口为导向的机械、汽车、化工等产业，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默茨政府虽提出通过减税和财政投资等方式提升经济竞争力，但实施路径不明、财政空间有限。
绿色发展愿景与社会福利承诺之间的拉扯
政府在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同时，还承诺将最低时薪提升至15欧元、新建每年40万套住房，其中10万为政府补贴房，并维持养老金覆盖率不低于48%，在2035年前不提高退休年龄。
这些政策虽然体现了社民党主张的社会公正和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但在经济增长尚未稳固、能源成本高企的背景下，极易对财政和劳动力市场造成双重压力。绿色转型可能导致部分传统行业岗位流失，而高福利政策又会提升企业用工成本，进一步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加之联合政府在理念与分工上的差异，如社民党的社会导向、基民盟的企业导向、基社盟在内政与农业的保守立场，也使得整体政策协调难度大大增加。
移民政策“左右失衡”加剧社会撕裂
执政联盟在移民政策上试图取得两党妥协，却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默茨在竞选前向右翼靠拢，承诺加强边境管控、扩大“安全来源国”、加快遣返、限制家庭团聚等强硬措施，试图压制非法移民与社会治安焦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引入“技术工签”等合法移民通道，以缓解德国劳动力短缺、填补关键产业缺口。
这种策略既激怒了右翼支持者，又未能缓解劳动力危机，使得政策缺乏方向感与连贯性。同时，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势力借助移民议题强势崛起，在民调中超越联盟党，显示社会撕裂与民意转向的严峻现实。
德国选择党在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中所占议席数量。图源：央视新闻
2025年5月最新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跃升至25%，首次超过联盟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这不仅是对传统大党的不信任，更是对移民政策与经济管理能力的严厉质疑。右翼民粹势力借助社会不满、夸大治安问题、强化文化身份焦虑，在中下层民众中快速吸引支持，而大联合政府却因议席比例勉强过半、政治互掣难以有效回应社会诉求，使得新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执政困局。
强化防务承诺与现实能力之间的矛盾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成为乌克兰在欧洲最大援助国，仅次于美国，甚至提出可能在北约或欧盟框架下派出地面维和部队。此外，德国承诺将军费提升至GDP的2%，投入1000亿欧元用于强化国防，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以回应北约义务和美国压力。
然而，德国长期军队装备老旧、组织效率低下导致短期内军备实力难以有效提升。同时，德国国内对军事扩张仍存警惕，加上财政赤字扩大，国防现代化推进受到政治与经济双重制约。
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能源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也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另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战略自主性困境。美国对北约支持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搭便车”论调的反复施压，迫使德国必须在维护欧洲安全中扮演更重角色。
图源：央视新闻
但德国在现实能力上仍然严重依赖美国，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能源结构都难以真正“独立”。默茨政府虽然主张减少对美依赖、加强欧洲自主性，但欧盟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安全政策机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在欧洲安全战略统一性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新政府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与德国经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
新政府将对华政策定义为“去风险化”和“减少依赖”，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与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形成了尖锐矛盾。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特别是在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关键行业，大量德企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与供应链。
默茨代表的基民盟外交思维高度依赖美国，是典型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主张以价值观、制度安全为导向，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然而，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德国企业必须面对的是实际可行性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对错。
因此，德国外交上与美靠拢但经济上又无法轻易“脱中”的现实，可能导致新政府在战略上出现内外不一致、部门政策协调困难的情况。这种张力将加剧政府内部经济与外交部门之间的博弈。如果德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扩大对外经济干预边界，将严重打击德国引以为傲的企业自主性和市场自由传统，动摇德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根基。
德国新政府应当认清现实，只有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才能逐步化解其面临的财政、产业与外交等多重矛盾和内外危机。唯有通过稳步的深化中德双边经贸与科技合作，新政府才能赢得更多的战略回旋余地，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作者李正东，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者马晓霖，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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